揭秘清军入关吴三桂为何要献山海关?有何隐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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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防线与宁远之战
1644年,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:没落的明朝、攻占北京的李自成农民军和关外正在崛起的清朝。对于这段历史,今天人们谈论的焦点大多是吴三桂献城,因为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锋的只有长城了。
长城,东起山海关,西至嘉峪关,全长6300公里,由连续城墙、关隘、烽堠和各种障碍组成。历经千年烽火,长城防御北方骑兵骚扰的成效显著。明朝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,在明朝统治中原的270多年中,长城的修建从未停止过,长城防线在防御基础和战术上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。
从结构上看,明长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都有很大改进,墙体由砖砌、石砌和砖石合筑、泥土夯筑而成。在筑城上,明长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势,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险水障等天然障碍,城墙的高低薄厚都随山形地势而异。明长城的防御工程也较前朝大大加强。城墙顶部内设宇墙,外设雉堞,雉堞上有望孔和射击孔,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战。为增强守备,明长城在关键地段加修多道城墙,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墙竟多达28道。此外,还有劈山墙、山险墙、木柞墙和边壕等辅助防御设施。上百座雄关隘口和上万个墩台将明长城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,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长城都更加坚固完善。
为了加强京畿北方的防御,明长城加大了这一地区的防御纵深,采用多道城墙、大纵深的防御,由外而内分别为外长城、内长城和内三关长城,逐层掩护,重叠设防。对于手持弓箭大刀,只善于野战奔突的八旗骑兵来说,想攻破如此坚固的长城防线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其实,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,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,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。宁远(今辽宁兴城),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堡垒。当时很多明将主张收缩防线,据守山海关,抗清名将袁崇焕却提出“保关内必守关外,保关外必守宁远”。为抵御清军(其时称后金),袁崇焕大修宁远城墙。不久后的战斗证实了袁崇焕此举的高明。天启六年(1626年)正月十四日,清太祖努尔哈赤趁辽东明军易帅撤军之际,率八旗精锐6万出沈阳,直逼宁远城。携辽沈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并未把宁远放在眼里,随即挥师攻城。后金军推着车为前导,步骑兵蜂拥攻城。城下,弓箭手万箭齐发,一时间“城堞箭镞如雨注,悬牌似猬刺”。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,宁远城一度危如累卵,却终因城池坚固、守城兵器配置完备而未被攻破。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,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,努尔哈赤也中炮受伤,半年后疽发病卒。
入关之路有几重
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,清军就永远无法踏上中原大地吗?其实,由山海关入关是清军最近的进攻路线,但并非是唯一的路线。事实上,清军在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前,已经先后5次经山海关西面的路线大举进入内地,进攻明朝。
第一次是在1629年,皇太极率大军亲征,经由热河进军,破长城的大安口和龙井关直入内地,占领遵化,攻陷蓟州,兵围北京。这次入关的最大成就,是皇太极成功施用反间计,使崇祯杀掉了名将袁崇焕,为清军剪除了最大的劲敌。
第二次是在1632年,皇太极率清军由蒙古草原进军,兵抵张家口北面,“列营四十里”,炫耀兵威,迫使明守将缔约讲和,然后收兵而还。
第三次是在1636年,皇太极命阿济格统率大军,破居庸关入长城,直捣河北,一路打得明军狼奔豕突,与明军作战56次,攻下12城,俘获人畜十几万,后经冷口关出长城北还。
第四次是在1638年,多尔衮由青山关入关,岳托由墙子岭入关,在华北大地上纵横扫荡。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在河北巨鹿迎击清军,兵败阵亡。与袁崇焕、熊廷弼齐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率百姓坚守高阳,也城破阵亡。清军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,包括山东省府济南,掳男女五十余万和大量牲畜财物,然后出青山关而归。
第五次是在1642年,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,率军从墙子岭入关,一直打到山东兖州,又分兵攻陷登州、莱州、莒州、沂州(临沂)、海州,共计攻下八十八城,降服六城,掳男女三十六万,掠黄金一万二千两、白银二百万两,最后由墙子岭出关还师。
300年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,辽沈战役结束后,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并不是从山海关入关,而是经热河通过西面的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冷口关等路线,横越长城进入华北。当时,拥有60万军队的华北国民党军,并没有在山海关集结重兵防守,只在这里放了一个军的兵力,就是估计到东北野战军可能从其他路线进关,屯重兵于山海关无益。在山海关放置的兵力,也仅仅是起警戒作用。后来当山海关守军发现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自热河进关后,惊慌失措,害怕后路被抄,赶紧向天津撤退,将山海关也让给了解放军。
通过古北口、喜峰口和冷口关等道路入关的东北野战军10个步兵纵队,将近70万兵力,携带着大量火炮、汽车等重装备,仍然通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,跨过长城防线,有如神兵天降,出现在华北地区,直指平津。从这一历史事实,人们不难想到:明末以骑兵为主,并无重装备需要驮运的清军要从这些路线长驱直入华北,更是容易得多。
明清军队战力对比
明末,军备废弛。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: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,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,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。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,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,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。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,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,平荆南,灭后蜀,定南汉,克南唐,所向无敌。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,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,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。
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。立国之初,军队久经征战,精锐无比,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,令元军残余丧魂落魄。此后200多年间,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,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、唐代突厥那样的大敌,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,战力远不如前。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,明军在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。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,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。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,刻苦耐劳,能骑善射,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,使八旗军成为一支“威如雷霆,动若风发”的雄悍劲旅。明军与其作战,几乎无役不败,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“只有凭坚城用大炮”才能抵挡清军。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,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,但也滋长了明军过分依赖“乌龟壳”的思想,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,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,无法磨炼出像卫青、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。
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,步步向前推进,压迫努尔哈赤。按照这种战略,明军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,而战事久拖不决,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。如果是在别的朝代,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。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,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,反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。但明朝末年,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,民不聊生的社会已无法承受“辽饷”的沉重负担。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遍地开花,明朝从此在“辽饷”外又多了“剿饷”和“练饷”。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,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,顾此失彼,“不征流贼,即征夷虏;不战于边,即战于腹。驰驱数千里,经历弥岁月,炎风朔雪,饥寒冻馁”。节制三镇的明朝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,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,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。他取得大胜后,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。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,结果统率的14万精锐兵马被八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。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,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镇压农民军的最后资本。
难御胡马的农民军
明朝覆亡后,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。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,以李自成、张献忠两大部为首,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。如李自成在1638年为洪承畴所败,蛰伏陕南商洛山中,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。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,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,驰骋中原,纵横关山,最后出师东向,颠覆了明王朝。攻克北京之时,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。
显然,在这短短几年内,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,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、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。对农民起义军来说,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。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,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多是搜刮有术、作战无方的部队。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。
以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,李闯王的军队进入北京后,骄傲自满,迅速腐化,因而失去战斗力,抵挡不住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。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。李自成军队在北京确实发生了严重腐化和军纪败坏现象,如许多将领占据王公贵族府第,“子女玉帛,尽供其用”;有的士兵夜晚穷搜民家,“斩门而入,掠金银妇女”。但这支军队入京仅一月,腐化时间尚短,斗志还没有丧失殆尽,尤其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,仍保持了较强的进取心和战斗意志,不顾劝阻,坚持要亲征吴三桂。山海关之战中,由于李自成的亲自督战,起义军还是打得很勇猛的。
当时,吴三桂是明军少有的猛将,他的部队敢于与八旗兵进行野战较量,在反复厮杀中打出了“关宁铁骑”的威风,成为威震关外的劲旅。但在山海关大战中,吴三桂那久经战阵的“关宁铁骑”,竟然难以抵挡李自成大军,几度陷于危急。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士气。但是,同弓马娴熟的八旗兵相比,起义军的战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。当清军数万铁骑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,起义军便抵挡不住。对李自成军队在清军铁骑面前的迅速崩溃,论者多认为是因与吴三桂军长时间交战而筋疲力尽的结果,但应当看到,当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主力还没有全部进入交战,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、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。数万劲骑突出吴三桂军右翼,向起义军发起冲击。在“万马奔腾不可止”的滚滚而来之势面前,起义军很快就转为全面溃败。从这一交战过程中,很容易看清双方战力的强弱对比。
此外值得一提的是,李自成起义军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,对清军占有兵力优势。李自成亲征山海关,兵力有10余万人,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满、蒙、汉八旗主力和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三王的部队,总共有18万人,此外还要再加上吴三桂的5万“关宁铁骑”。曾目击山海关之战的朝鲜官员感叹“胡兵似倍于流贼”。由此可知,清军无论数量还是素质,都超过李自成农民军。
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
崇祯帝缢死煤山后,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,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自成争夺天下。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,认为清军曾经3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,而李自成则一战攻破北京,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。谋士范文程进谏,李自成虽“拥众百万,横行无忌”,但屡战屡胜,其志必骄,骄兵必败,“可一战破也”。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义军作战,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,深悉农民军的特点。他告诉多尔衮,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,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。
于是多尔衮壮了胆,决心出师,率满洲、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八旗的全部,及明降将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三王的兵马,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。他们选择了洪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,不走山海关,而是西经蓟州、密云等地直扑北京,全军轻装简从,辎重在后,精兵在前,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,一举全歼。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,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,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,率师向山海关进发,并传令将留在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。这样,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。
从当时的形势看,假如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没有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引清兵入关,而是投降了李自成,忠心耿耿地为大顺政权镇守山海关,那么清军按照洪承畴原定的战略,出李自成不意,从山海关西面破长城而入,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,疾趋北京,形势对李自成起义军将会更加严峻。因为向陕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断,李自成军就会被包围在北京。与前三次北京保卫战中的明军不同,李自成内无粮草,外无各路勤王军队,难以固守北京,形势将会比山海关战役严重得多,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军全军覆没。
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,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。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,改从山海关进攻,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,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兵力。据彭孙贻的《流寇志》记载,在山海关一战后,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,退往陕西。只是随后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,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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